按语：湖北电视总台在全省“三万”活动中，组织“千名记者走基层”活动，第一批一组8人，于
上午九点，我们一组八人如约在洪山礼堂前集中出发。何庆洋书记亲自来送我们到一线，让我们很是感动。为配合全省“三万行动”，这次总台抽调105名记者组成22个调研报道组奔赴全省各地，我们一组被派往总台“三万行动”工作队驻点，由总台党委书记、台长张良成同志亲自挂帅，作为组长，我感到重任在肩。好多年没贴近农村生活了，同组的另外七位同志又大多是年轻记者，这担子绝对不会轻松。
到梁子镇政府已是11：30。顾不上吃饭，就同镇委书记柯岩、镇长陈焱华等同志交换情况。
柯岩30出头的样子，显得精明强干，言谈举止透出些儒雅风度，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头脑清醒、务实和负责的干部。他不用任何材料就能把方方面面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
我对刘斌村的情况比较感兴趣。根据柯岩的介绍，这个村不大，因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土地撂荒十分严重。镇里引进企业把这些撂荒地集中起来搞“锦绣梁湖”观光农业。这让我隐隐地感觉到一个新的苗头：传统的农业和传统型农民正在大规模消失，而新型城郊现代农业，极有可能让消失的传统农民质变回归，成为现代职业农民。那么，农民职业化，是否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一个出路或者追求呢？
这一谈就谈到下午近两点了，简单地吃过午饭，我们分头研究资料。下午三点多，“三万”工作队的同志们陆续回来，大家集中在会议室又开了一次碰头会。何书记对下一步工作作了指示。会议结束，我们“走基层”的同志又开了一个小会，分析情况，研究选题。最后确定了明天的行走路线：我带一个组赴刘斌村走访村干部和农户；梁云同志带一个组去沙湾和长岭摸一些典型。
离乡土越近，就越是有劲。一夜无梦，早上起床，感觉头脑格外清醒。隔窗看得到田野，看得到层层叠叠的油菜花；远远地嗅得着梁子湖上的清新空气，隐隐地夹着些泥土气息。
我、李先华、杨康，电视综合频道的谢米特、闫徇一路前往刘斌村。村支书刘祥国一大早骑着自家的摩托赶来给我们带路。
刘斌11个村民小组，7个自然湾，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打工经济是村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全村1583人在外打工的就有800多人，主要的打工门路是挖桩基，远的挖到了安哥拉。挖桩基是两个人配合的活路，刘斌有80多户人家夫妻双双上阵，几乎全家走空。于是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与其它地方相比，刘斌村土地撂荒更显严重。在外挖桩基，苦是苦一点，一年少说也能挖回四五万块钱，而种一亩油菜，最多搞个300来元，种一亩两季水稻年成好的时候收个一千八九百斤。相比之下，农民也就不再把种地当做一回事，想种就种一点，不想种就撂在那儿。一代农民就这样开始向传统农业告别，踏上寻找自我之路。
在村子里，碰到来自河南驻马店60岁的周世林老汉。他来到刘斌村，以每亩60元的价格租下80亩撂荒地种花生，机械化作业。据说在他老家，花500元都租不到一亩地了，而刘斌村的土地种出来的花生不但个大而且质量上乘。周老汉说赶上好年成，一年可搞个四五万元的收入。来刘斌种花生的农民还有几个。
宏发集团老板刘宏波的出现，给刘斌村带来了新的希望。通过过华农和华工的创意和设计，刘宏波在刘斌一个包括水面和山地共2000亩的范围内，实施了一个集种植、养殖、加工、休闲于一体的“锦绣梁湖生态农业园”工程。刘宏波的愿望是租期30年，镇里和村里考虑到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害怕因政策改变而损害农民利益，只给他签了17年。项目以旱地每亩200元、水田300元的价格承租。为保护农民利益，租金每年递增10%并根据实际收益调整。以建筑和建材起家，16岁就开始艰苦创业的残疾人、80后老板刘宏波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只要能保证农民得到利益，冒再大的风险我也愿意干。”
39岁的8组村民李爱梅正带领一大群人在园区里栽樱花树。李爱梅说，这一片是樱园，昨天喊了30多个工，今天只需要喊十几个就能干完。女工一天50块钱，男工是60元。整个生态园建成后，可以解决500个农民就业。李爱梅说：“我们和宏发公司签的合同中有一条，就是优先吸收刘斌的农民来做工。”那么那些常年在外干挖桩基这种苦力的人会不会回到家乡呢？李爱梅说：“有可能。谁愿意背井离乡干那样的苦力呢？”
李爱梅的娘家在大冶市保安镇李华村8组，家里很穷。她15岁初中毕业就踏上打工路，几乎什么工都干过，吃了不少苦。18岁那年，也就是89年在黄石一个建筑工地上做小工，认识了同样建筑小工的小伙子刘松华。恋爱4年，93年嫁到了刘斌村。夫妻俩有了些小积累，05年买了辆小铲车，丈夫常年在外开铲车，一年也能搞个四万元左右的收入。女儿和儿子相继出生，爹爹婆婆年事已高，李爱梅就只能回家拖儿带女，伺候老人。夫妻俩勤学肯钻，订了好几种农业杂志，每天必看中央七套和陕西农村频道。07年，李爱梅租下100亩地来种，其中10亩搞园林绿化。李爱梅在《农村》杂志上找到线索，每年都要跑到外地去考察和学习，先后去过河北、浙江、江苏等地。总是梦想把土地经营出一个模样。
去年，老板刘宏波找到李爱梅，动员她加盟“锦绣梁湖”，说是与其一个人单打独斗，不如联手起来形成规模。条件很优厚，入股、投资都可以。精明的李爱梅既没入股也没投资，把租期10年的100亩地以60万元转让给宏发公司，自己成了“锦绣梁湖”的一个打工者。比李爱梅更精明的刘宏波看中了她的园林绿化方面的经验和技能，让李爱梅负责生态园区的派工任务，其身份相当于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月薪2000多元。从此，李爱梅根据园区规划，根据每天的工作量，从村里挑选农工，派工派活，尽职尽责，干得有声有色。
李爱梅像爱护自己的家园一样热爱锦绣梁湖。她说：刘斌的地一块块撂荒，长起来的茅草看着让人心慌，现在好了，可以把家乡建设得像花园一样漂亮，像现代都市一样先进，这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李爱梅说：一块块荒地被利用开发起来，收益比传统种植高得多，农民得到实惠，收入还可以随着企业的收益逐年增多。再说了，一个人单打独斗，没有规模形不成效益，自己很愿意这样被有组织地有计划的在规范管理下工作，有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我说：李爱梅，你觉得你现在还是个农民吗？李爱梅说：我当然是农民。不，我是半工半农。也不对，我现在应该是一个职业农民，也就是一个拿工资的农民。
这是一个希望，令人振奋。这或许就意味着一次转型，一次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华丽转身。传统农业和传统农民的消失，意味着现代生态农业和新型农民或者叫职业农民的诞生。现在故事还只在城郊上演，当有一天，那些抛荒土地外出打工的农民开始回归，并且愿意被有组织进现代农业企业的时候，那又会是怎样一种图景呢？这，正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次更深刻的转变。这种思想从脑子里跳跃出来，我振奋不已。
沿着刘斌村中间的那道山梁一直走，走了很久，走到又一个村口。遇到了农民黄海宏。采写了下面这一篇报道：
一个泵站两口塘 梁子湖边闹水荒
正是春耕大忙时节，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一幅农闲景象。放眼望去，阳光下，坡上是满眼金灿灿的油菜花和绿油油的小麦地，而坡下平坦处大都还是没有翻耕的水田，看不到有人耕种。在8组的村头，一头水牛缩成一团，在泥坑里滚来滚去。村支书刘祥国告诉我们：刘斌村1500多口人，有800多人外出打工，在家的老弱病残也是种多少是多少，大片土地就撂荒了。
52岁的黄海宏站在自家门口，说因为腰部劳损，没能出去打工。老黄说，8组24户人家，能出去的都出去了，撂下的荒地有100多亩。
出录音：田几乎都没种。它没有水，大泵坏了，没有维修小泵又没有，没有水。
老黄说，大伙儿不想种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水。这儿紧靠梁子湖，却怕旱缺水？这实在出人意料。老黄无奈地笑了笑，说从梁子湖抽水的泵站还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年久失修，废了，都有五年没用了。政府也来帮着解决过，可是——
出录音：他一修泵站的变压器就被人拿跑了，被小偷拿跑了。
这4、5年修了几次变压器？
那很修了几次，2、3次了，你还没有用就被偷了。
泵站派不上用场，村里灌溉就靠两口水塘，可水塘也干涸了。原因是没人维护。一般水塘每三年要清淤一次，可现在组里大部分不在家，在家的老的老小的小，所以根本组织不起来。这淤泥越积越厚，水塘就干了。
出录音：你这没法管，它只有这几户人家，大部分没在家都出去打工去了，现在你种他不种，你也搞不成。
村支书刘详国接过老黄的话说，刘斌这个丘陵地带，三天不下雨就旱了，下了三天雨就淹了。现在农民的地有的种有的不种，这样组织灌溉就非常困难了。村里在抗旱这个问题上想了很多法子，可到现在还没有摸索出很好的办法。
出录音：原来我们村有两座抗旱泵站，开始时是大集体，整个组的老百姓出钱去抽水，现在分到户以后，大的泵站现在费用很高，有的老百姓种田，有的不种，少数的几家去抽水抗旱的话，就不划算。一个电费成本高，第二水路比较远，没有办法。
靠着湖泊没水灌溉。刘斌村的这种情况，在我们走访的其它地方也普遍存在。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家都有些束手无策的感觉。今年的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也特别关注农村水利问题，而从刘斌村的情况看，它又不仅仅是水利本身的问题，真值得我们去研究和解决。
一天的走访，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思考。这种思考像脚下的泥土一般厚实，一般沉重。这个用水的问题仅仅只是其中一件。
我曾经在《镇委书记》这本书中说过：乡村干部才是中国政权的脊梁。但是这一次，当我再一次走近乡村干部后，我开始有些担心。这是一群怎样的“脊梁”呢？以刘斌为例。刘斌村三名村干部，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经费为2.6万元，这里面包括三名村干部的工资，还包括要被收取的5900元水费（没弄清楚这是个什么费），还有招待费等其它办公开支，最后能落实到干部头上的可能就所剩无几了。一般农民外出打工，一年少说也挣个三万四万，可这村干部一旦当上，就被捆死了。他们成天陷入鸡毛蒜皮扯皮拉筋的事务当中。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实下面比上面头绪更多，情况更复杂。刘祥国说：现在的时代不再是大集体时代，过去干部手里还有算工分的权力，现在村干部是什么权力都没有。刘祥国说：“现在是法制时代。”农民稍不满意就要告你。如果想把农民组织起来干点事，做梦都没有可能了。村干部很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还不能有任何怨言。刘祥国没办法，也偶尔跑到附近打打短工。
吃午饭的时候，我们不想给村里找麻烦，也不想去搔扰村民，想在镇上找个农家餐馆请村干部吃餐饭。哪知刘宏波闻讯开着他的宝马X6赶来了，一定要请我们大家吃饭。有钱人的饭，不吃白不吃，吃。
天气晴好，油菜花黄。走在乡村的土地上，很踏实。真正走进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很多的信息撞击着我们的大脑，迫使你不停地思考。很多的问题，一时很难想得透彻。我在想，如果能像我过去当记者一样，能长期跟他们泡在一起，很多的事情，也许就能想得明白。七天的时间，肯定不够。
刘祥国和刘国文的形象，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身材高挑性情温和的村支书刘祥国和身材壮实嗓门宏大的副书记刘国文，一高一矮一瘦一胖，外表上一文一武的形象，很像部队里一个政委一个团长的搭配，很是让我产生想更进一步认识和了解的欲望。
谢米特和闫徇两位来自电视综合频道的记者也希望再去刘斌，就农村水利问题进一步深入采访。
于是，一大早，我们又一次来到刘斌村。
来到村口，正逢镇卫生院刘斌村医务室今天开业，一高一矮的两名村干部正在开业现场等着我们。刘斌医务室建得很漂亮，三间两进的一楼门面房被装修得洁白清新，诊断室、注射室、药房等一应俱全，看起来比我们总台医务室要气派得多。这算是为群众干了件实事，刘支书和刘主任感觉很是满意。
今天两位村干部带着我们到了焦家湾、大路钟湾和二房钟湾。三个名字带着家族色彩、封建意味浓厚的湾子，其行政名称分别为刘斌村5组、10组和6组，60多户人家绝大多数关门闭户空无一人，每个湾子能访到的不过五六个人，而且都是老人和妇女。年纪最大的是二房钟湾8号80岁的刘桂香，年纪最小的是焦家湾2号73岁的黄桂英。
黄桂英老婆婆在老三媳妇的帮助下整理牛套头，正准备去耙田。老伴早已过世，黄桂英自个儿种一亩多地和一亩多田。我很想看看一个73岁的老婆婆怎么去驾牛耙田，结果老婆婆有点害羞，赶我们快走，说不好看不好看，你们走了我才耙。
老婆婆有四个儿子，孙辈成群。不愁吃不愁穿，干什么还要自己种这么多田地呀？黄老婆婆说：这个吃这个穿我确实不愁，除了儿子们的供奉，政府还给我办了社保每年600多，粮食补贴800多。儿子们没说的，政策也没说的，可我就是愿意吃我自己的，心里安稳些。劳动惯了，一不劳动容易得毛病。老婆婆对对政府很满意，就是希望政府能帮着通过水泵搞点水来，能保证这个地方不怕旱就怕淹，每年有个好收成就好了。
刘祥国最理解老人的心思，他说：“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农村的老人精神上的空虚和失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农村老人的生存现状。”
二房钟湾80岁的刘桂香老婆婆现在不下地劳动了，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视。老婆婆住着一栋二层小洋楼，本来每天电视看得很高兴，可自从一座铁塔从屋后竖起来，几条高压线从上面一拉过，老婆婆的电视机就全是雪花点点了。最为严重的是，一到下雨起雾的天气，连着个门把手都不敢摸，一摸就像触了电，麻麻的。老婆婆害怕自己被电给打死了，就抱了电视机搬到屋旁边里一个偏水棚里住着，于是好好的楼房就给空下了。
这是二房钟湾20多户人家共同的一个心病，自从这一路高压线架起以后，离线10以内，每逢起雾下雨，人就头紧手麻，搞得大家提心吊胆，生活很是没有安全感。大家伙儿给上面反映了多次，村里镇里也帮着向上反映了好多次，可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
天气突然炎热起来，感觉暗藏着变天的阴谋。
今天一组同志全都在沙湾活动。梁云带着朱志和张晶去拍种粮大户余后启。结果发现他家30亩地也不例外地背靠梁子湖却喊渴，结果拍摄方向不由自主地转向年久失修的泵站、水塘等水利设施，开始了对农村水利的新闻调查。
今天省广电总台在沙湾村开展送政策、送文化、送信息活动。全天在村部集中向群众发放一本农家宝典、一部收音机、一张报纸，下午还为村民们奉献了一场《欢乐中国行》演出。因为是我们自己的活动，我安排了记者前往报道。来到村部场院里的绝大多数都是拖儿带女的老人、妇女。乡场上，如此成群集中一处，如今不多见了，其各种丰富而生动的表情，耐人寻味。我用随身带的小卡片机拍摄了《留守的村庄》组照，晚上匆匆忙忙上到空间，没几个小时就有一百多人点击十多条回复。看来这留守的村庄，这一群群老人、妇女和儿童的表情，触摸到社会的柔软和脆弱处，容易打动人心，容易引起关注和情感共鸣。
我们分头和群众聊了起来，了解了很多我们过去并不了解的情况。
与沙湾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冯东明进行了一次深谈。冯东明跟我一年生，比我小一个月，一看就是一位城府较深的精明汉子。他1998年当村长，2001年当书记。我们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村干部的生存现状问题，一个是农村小水利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沙湾村三名村干部，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经费是3万元。与刘斌不一样的是，村里有个集体鱼塘，一年有5000元收入。但仍是入不敷出，主要的开支包括：年水费1.28万元、招待费1万多元、集体性赶情送礼费用1万多元（比如老书记老党员等，家里要有个什么事，除了村干部个人要表示外，村党支部也要表示表示）。这样一来，三名村干部的工资就没了着落。精明的冯东明每年会到处化缘，找上面这个部门那个部门，东讨西要地弄回来两到三万块钱。去年冯东明拿到1.1万元的全年工资，其它两名村干部拿到1万元，通信费、交通费自已承担，算起来自个儿真正落下的，也就几千块钱。
如此低的待遇，为什么还干呢？冯东明说：我09年开始搞了养老保险，不搞不行啊！冯东明说：从2001年开始，已经有两位跟我搭班子的村干部因为工资低撂挑子不干了。冯东明自家有20亩鱼塘，在湖面上有100亩围网。年成好的时候可搞个三五万。但去年因为大水被淹，只鱼塘收了2万，围网亏了本。冯东明说：到现在，村里还差我6万多元的工资，那是老帐。当村干部这多年，真正能拿上工资，也是从09年才开始的，以前的都还欠着。
最不堪负重的还是村级债务。沙湾村积累下来的历史欠帐为140万元。去年和今年，因为村部的房子实在破旧得不像样了，不能不修办公房，又新添债务60万元。这样村级债务达到200多万元，一年光背利息就不得了。冯东明说：一年想办法还几万。这样还下去，何时是个头？
村干部拿着这么低的待遇，干的事却不少。冯东明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哪一天属于我自己。自家的生产，只能起点早贪点黑来做，其它的时间全都在村里办事。社保、医保、计生、治安、水利、防火……任何一项都要你一家一户去跑，一般一户还不只跑一次，要跑两次、三次。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会找上你，每天都在东跑西跑这事那事，怎么也搞不完。
冯东明说：“现在对群众的管理十分困难。现在的村干部只有服务没有权力，是真正的服务型干部。”冯东明认为现在干部最大的困难就是群众组织不起来，村干部在任何事情上都说不上话，使不上劲。“你不花钱就请不动群众。”
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冯东明说：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壮大村级实力。这需要上面的政策支持。“我们想发展，想搞开发，想办村级农庄，壮大村级实力，但是没有政策和手段支持，一样都办不了。这不是向上面要权力，是真正从发展角度来考虑。如果村里不把抛荒和闲置的土地利用起来，有规模地开发，就没办法带领群众真正走上健康的发展之路。可是，如果你没有政策支持，群众宁愿把土地闲置和抛荒，也不会给你。”
冯东明说：你的工作稍不留神，群众就要告你。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农村小水利的问题。沙湾村有三座抗旱泵站两座排涝站，都建于上世纪50年代，年久失修，无法使用。这么多年来，湖泊水位下降，已经不能抽水。南站、朱湾站和北站，只能采取二级抽水方式，可这样一样，要交双倍的费用，更是用不起。
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不能统一抽水。这田地有的种有的不种，种了的也是上游等着下游，完全组织不起来。
而两个排涝站早已废了。去年涨水抗洪，临时买了五台潜水泵，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沙湾村20个小组，原来有15个小泵站，因为组长工资太低，现在只有三个组长还在干，那些小泵站也就全废了。好在现在鄂州正在搞城乡一体化土地整理项目，沙湾村被列入规划当中，这个问题有望能得到解决。
一大早下起小雨，气温陡然转凉。
继续去沙湾村调研。
经过几天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我心目中的梁子镇乃至整个梁子湖流域的特点逐渐清晰。这一片山青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紧靠梁子湖边的一片丘陵地带，其实它既是一个水袋子又是一个旱包子，是一个对水极其敏感的地区。刘斌村支书刘祥国的两句话便是典型概括：下雨三天就淹，三天不下雨就旱。
我们首先到了沙湾村16组。在村民余后健家，两桌麻将正打得火热，挤满了一屋子人。我喊了一嗓子，说你们有哪几位没在桌子上的跟我们聊聊啊？余后健连忙从麻将桌上下来把我带到了客厅。好大的客厅，起码有50平米。余后健家的这栋房子和村里许多村民一样，修得比较豪华，占地两百多平米，整个建筑面积达500多平米，造型别致，建造精细，让人羡慕不已。说话间有七八个村民走进来，跟我们围座在一起，聊天开始。
其实，这次座谈我们是有目的的，主要目的是针对梁子镇村民们普遍反映的自来水问题。全镇有1906户村民2009年四五月间每户缴费480元安装了自来水，可是这自来水流了一个多月后便开始时有时无，成为全镇群众反应最强烈的一个社会问题。我们想把这件事搞清楚。也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帮助解决这件事情。
如我所料，这是一场气氛热烈的座谈，大家七嘴八舌而又异口同声地反映：这自来水管安装一年多以来，95%的白天完全无水，只偶尔在夜间嘀嘀嗒嗒几下。这事让大伙儿异常愤怒，去年过年前相约一起集体到鄂州自来水公司上访。自来水公司派人来看了一番走了，一去无消息，没有水还是没有水。
水没有，可每个月6块钱的费用还是要交。既然没用上水，为什么还要交费？余后健和大伙儿说，这费是村的组织要交的。村里有两个抄表员，总得要吃饭。所以用水不用水，这六块钱还是要交，这是村民代表开会大伙儿统一意见了的，大家没意见。大家有意见的就是花了钱用不上水。
事情看来很简单，没什么可以多谈的。于是我想把话题展开一点。我说：今天既然大家伙都碰到一块了，我想问个问题，现在大伙儿到底对什么满意对什么都不满意？没想到大家伙又一起异口同声：现在这个形势，这个政策，可以说什么都叫人满意。社保医保粮食直补全都到位，没什么事不满意。唯独一个不满意的还是一个“水”字，可苦坏了大家。什么水呢？一是天旱浇地没有水，二是洪涝排不出水，三是自来水没有水。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水”字！
于是我们在16、18两个组余云华、余启火等多户人家实地察看，围绕这个“水”字儿进一步现场调查。同时跟自来水公司联系，希望能当面采访，请他们给一个说法。11：00左右，鄂州市自来水公司太和分公司经理刘魁赶到镇政府，与我们进行了交谈。根据刘经理的说法，自来水公司只负责到长岭集镇的自来水供应，是当地政府为了给群众办实事，由政府组织农民集资把水管延伸到各个村组和湾子，于是规划没跟上，主水管就吃不消，除集镇以外的水管铺设质量没能得到保证，从而导致村组农户自来水供应不上，时有时无。现在这个问题公司与政府正在加紧协调，正在采取补求措施，力争在今年十月份以前能解决。
根据自来水公司这个说话，我们找到梁子镇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周凤华，想听听她的说法。周凤法承认这事政府有责任，因为没能预料到群众如此迫切要用上自来水，政府也急于想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结果规划不科学，把一件民心工程办成了民怨工程。但整个网管的铺设是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进行的，应该没什么问题。要解决这一实际问题，需要建一座加压站。现在政府正在和自来水公司进行协商，争取早日得到解决，让群众满意。
这一调查靠一段落。问题引人深思。希望早日得到解决，以消除群众的怨气。
磨刀矶村三名村干部只有村党支部副书记、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刘爱荣在家。女干部刘爱荣今年49岁，兼做妇女主任和计生专干。1994年开始担任村干部，如今已经干七年了。
说起村干部的待遇，刘爱荣告诉我们：前年她一年是5000元；去年她每个月的工资是700元，全年8400元；书记一年比他们多200元，一年是8600元。
磨刀矶是个有8个村民小组288户1258人的小村。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三名村干部的经费是1.66万元，村里承包出去的鱼池，如果不淹水每年可给村里提供六七千元的收入。开支方面，去年村部买了一个空调花了2000多元，宣传标语、报刊费、资料费等加起来有个3000元左右，红白喜事人情费行千把多块钱，村里贴的水费有4675元。交通费一般情况下一年有个二三千元，去年搞新农村建设，路得多，有七八千元。这样算起来不够干部发工资，怎么办？书记就每年找村里在外面当官的讨一点，去年搞回来2万元。
刘爱荣说，干村干部实在太苦了。什么合作医疗、粮食补贴、计划生育、社保、治安管理……你都要一家一户地去跑，白天碰不到人就晚上再去跑，家里没人就电话里面找。真是跑死人的。自家的活完全没时间干，自己家的日子实在是没办法再往下过了。既然这么苦，又是这么低的待遇，这些年怎么还在干呢？刘爱荣低头苦笑：“每次一选就把我给选上了，跑都跑不脱人。”
刘爱荣说她实在干不动了，“下一届打死我都不能再加参选举了。”刘爱荣家很苦，一家七口人，只有四个人的地，三亩多点。老大媳妇不生育，常年病在家里，大儿子在给一个单位开车，每个月不到1000块钱收入。为给大媳妇治病家里已经欠了三万多块钱的债。自己包了10亩鱼塘去年一淹水一分钱都没收到。过去老伴出去打小工，每天还可以挣个七八十块钱，老二的儿子一出世，老伴就只好呆在家里带孙子。现在家里穷得实在没办法，我打算回家抱孙子，把十亩鱼塘弄起来，让老伴出去找工挣点钱。不然这个日子真的没法过了哇！
刘爱荣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我怕她跟着眼泪掉下来，连忙说，那么除书记外另一个村干部呢？刘爱荣说，另外一位负责会计、民兵、调解和治保工作。他本来是个养猪大户，白天养猪，村里的工作晚上出去跑。前年一场雪灾，猪死了一大半，损失了七八万；去年一场风灾，把个猪圈吹垮了，损失了两万多。现在村里的很多事分片包干，白天黑夜都要跑，他也快撑不住了。
我问她，工作上最难的难在哪儿？刘爱荣说：一难难在执行政策。比如低保，去年村里是37个指标。大家情况都差不多，你定谁不定谁，小组与小组之间扯皮，农户与农户之间比较，真的很难摆平。再比如去年遭水灾，上面搞补偿，规定只补精养鱼池，鱼蚌混养和莲鱼连作的就没有，实际上那个鱼蚌混养的投入和损失要大得多，结果你不补，老百姓就骂人。二难难在排涝。磨刀矶地势低洼，是个水袋子，排涝是大问题，可现在排不起啊，水又大，费用又高。去年就有两个小组干脆放弃，看着就让人想哭。三难难在群众管理。现在当村干部既没权力也没地位，唯一的手段就是说服，给群众说好话。他给你点面子就给点面子，他不给面子你也没办法。没人把村干部当人，要说就说，要骂就骂。去年淹水，老百姓受了损失，我们及时把情况摸底上报了，结果只三组补了一点大米，其它的都没下文。结果群众就骂我们，说我们没为群众办实事。
刘爱荣希望，现在对农村的各项政策，最好要切合基层的实际，不然执行起来牛头不对马嘴，非常困难。结果为难的是村干部，执行了要挨群众的骂，不执行要挨上面的骂。弄得村干部两头不是人，结果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了。
(责任编辑：夏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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